浅谈伞的文化内涵

      在抢救、发掘和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人们往往将较多的目光留驻在民间的文化事象，如节庆活动、音乐戏曲、风俗习惯、传统工艺、土特产品等方面，而对时常在我们身边出现，并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器具中的“非物质文化”现象，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其实，在生活中，一些唾手可得、形影不离的日常生活器具中就隐含着许多“非物质文化”元素。

      以下就伞在民间留存的文化现象进行一些调查和探索。

      伞的起源和伞业崇拜神

     关于伞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台湾伞业供奉女娲。吴瀛涛《台湾民俗，祭祀》云：“相传，女娲氏是用豆大的伞骨修补苍穹的，因此成为伞业者的祀神”。在中国神话中，女娲是用五色石补天的，将女娲与制伞拉上关系，并奉为制伞祖师，可能是因伞匠视下雨如天漏，补天如同造伞。

     将实用的日常生活器具与创世说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伞在庇佑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由此创造出神话传奇故事，与绵延流长的人类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足以可见伞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二、伞业奉祖师鲁班妻为祖师。《中国行业神崇拜》一书中《伞业》章节和《鲁班书》记有鲁班妻云氏被奉为做雨伞祖师的几种传说：一是，鲁班在外做工，云氏常给丈夫送饭，看到鲁班和工匠们冒雨干活，便想到该有个遮雨的器具。她从屋内淋不着雨得到启示，采回藤条编成一个大斗笠；二是，为让人们出门躲雨，鲁班师徒每隔十里造一个歇脚亭。鲁班师娘说：“亭子可以歇脚，但人们也不能不走哇。”鲁班说：“照你说还能一步一个亭子吗？”鲁班师娘顿受启发，用竹子做骨架，扎成小亭子摸样，又糊上油纸，成了“一步一亭”，由此，云氏被奉为伞业的祖师。

      从制造业角度来看，伞的出现折射出人类在与自然现象的抗争中，为保护自己不受自然现象的侵害，维护自身发展所采取积极的、顺应自然的态度，和能工巧匠在创造制作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伞的传统制作工艺

      我国传统的伞主要有油纸伞和绸布伞，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丝绸也起始于中国。

      油纸伞在中国又叫桐油伞、工艺纸伞、纸伞，在日本称为唐伞。从传统的角度讲，油纸伞指伞架为竹片做成、伞面用纸做成并涂上桐油的伞。油纸伞原本是我国传统的雨具，东汉时期发明的。

       泸州分水油纸伞具有400多年的油纸伞生产制作历史，制作工艺于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性文化遗产”，被专家誉为“中国民间伞艺的活化石”。 制作油纸伞的工序特别繁杂,全部为手工制作，是名副其实的手工艺产品．主要工序包括削刨竹青、做伞骨、装伞架、绕边线、糊伞、收伞、定形、切伞、晒伞、装伞杆、装伞柄、画伞、上桐油、上光油、缠伞头、穿内线等.

       西湖绸伞创制于本世纪30年代初，西湖绸伞的制作流程分为选竹，制伞骨，上伞面三大阶段。选竹，俗称“号竹”。挑选具有三年以上竹龄，粗细在五，六公分，色泽均匀，没有阴阳面和斑疤的淡竹。这样的淡竹每株仅取中段2至4节作伞骨。伞骨要经过擦竹，劈长骨，编挑，整形，劈青篾，铣槽，劈短骨，钻孔等到十多道工序。一把绸伞35个根骨，每根骨4毫米宽。上伞面要经过缝角，绷面，上架，剪绷边，穿花线，刷花，摺伞，贴青，装杆，包头，装头，装柄，打钉口等十六道工序，。这样制成的伞重量只有半斤左右。收拢时，彩色的绸面不外露，伞骨恰好还原成一段淡雅的圆竹。

      2008年1月24日《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公布：泸州市江阳区“油纸伞制作技艺”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绸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之“传统技艺”——“伞制作技艺”范畴。$$分页$$

    上海地区的制伞业，大多从浙江和四川一带的制伞从业人员流传过来，其制作工艺基本相仿，记得儿小时，经常可以听到修伞的吆喝声和街头巷尾修伞的摊子。

    从伞的形制、功能到延续至今的普遍应用

    伞，又名笠、簦、繖，是一种实用的生活器具，在民间流传已久。早期的伞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簦笠，皆所以御雨也。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簦；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诗经，小雅)。可见，当时用手撑持的为簦，戴在头上无把的为笠。制伞的材料很多，较为普遍的有布、纸、绢、绸、皮、人造织物等作为伞面；用竹、木、铁等作伞架。自古以来，尽管制伞的材料和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其最鲜明的特性仍延续至今，十数根伞骨将伞把团抱在中央，既撑得开，又聚得拢，齐上齐下，象征团结与和谐；它既可以遮阳，又能避雨、挡风，忠实的呵护着人们；历代庶民用“万民伞”寓为象征庇佑民意的符号，来感恩为民请命的“清官”。伞还具有兼容性、私秘性，是充当男女沟通交往的介质，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白蛇传”中许仙和白蛇的爱情传奇就是以伞为媒。伞作为象征吉祥如意的日常生活器具，受到人们普遍的尊崇，在民间被推崇为“八吉祥”之一。在佛教界，雨伞被视为佛徒的八种象征之一，与神的脾脏相对应，在佛教寺庙中，伞是必有的法器之一。就连至高无上的“天子”也将伞盖作为皇权的象征。

   在现代社会中，伞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降落伞”、“ 保护伞”等词眼经常会出现在人们面前，就连作为信息化时代的重要介质——电脑，较为普遍使用的瑞星杀毒软件的标记就是以伞的形象出现，无时不在护佑着人们畅游虚拟世界时的安全。

   自古至今，伞从形制、材质、功能、应用上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寓意始终离不开庇佑呵护、交往传情、团结和谐、吉祥如意等范畴，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忠实伙伴。

   人生礼仪和民间节庆的伞俗现象

    从形制、功能到延续至今的普遍应用，人们在长期与伞为伴的过程中，发现伞是一种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器具，久而久之，将其视其为理想化的吉祥物，藉此来寄托人们的情感和期许。从婚丧嫁娶到节日庆典的众多民间活动中，都可以见到伞以不同形式出现的踪影。

    一、出生礼仪中的伞俗现象

     在妇女即将分娩时，床上要放一把伞，据说这把伞是用来驱邪的。椐江苏兴化东门油坊沈定中口述（1987年70岁），伞有寄托长命白岁的意思，小孩生下来后，家人要给会头捐钱，在伞上留下小孩姓名，出会时这顶伞就随行街的队伍一起出行，以此来祈求菩萨保佑孩子长命百岁；牯脏节，祭品中的牯脏伞，柄有三米多高，伞骨为竹蔑所制，撑起时直径亦有三米。三面有纸花，伞顶为白纸糊，还有“香达”，是一种白纸小人，贴于竹竿之上。（《中国巫术》张紫晨）。

    二、婚嫁礼仪中的伞俗现象

       湘西苗家的送亲是在白天。送亲时，无论是万里无云的晴天，还是大雨滂沱的雨日，都由一位儿女满堂者充任“引亲娘”。前面打着写有“喜”字的红纸伞引路。送亲队伍有两位年老女歌师，几个唢呐手和几对伴娘组成。新娘手腕上戴着新郎赠送的银镯，打着恋爱时用的青布伞，喜气洋洋走在中间。（《中国婚俗》吴存浩）

    娶妻之日，男方选派两名漂亮少女随媒人去迎亲，新娘由数十名女伴随行，每人一把纸伞，一路由纸伞将新娘遮蔽，不让他人看见，至夫家用黑布蒙头进入新房，从出娘家门到入洞房，不能见人，不能望天。……到了夫家，进门前要开合雨伞三下。（仫佬族风情-23）

    湘西苗族婚俗盛行“遮羞伞”的仪式。苗家新妇出嫁时身穿月白衣，擎伞步行，半撑半掩，父母兄弟亲属相随送到夫家。不过大门由小门进。苗族寡妇随时可以改嫁，但须征得亡夫兄弟的同意，……。出嫁时所打的伞必须撑满，到夫家由大门进。《中华民族风俗词典》

    “打伞发亲”是水族婚俗。新娘出阁时要打红纸伞罩头。有的地方是新娘撑伞，有的地方是新娘的兄弟代为撑伞。所用之伞多为新的。有的还特地江三罩撕裂一道小口子。据说此习俗来自远古：洪水滔天后仅留下兄妹俩，天仙用计逼二人成亲繁衍人类。妹妹认为这样成婚是伤风败俗的，但却无可奈何。因此，去和哥哥成婚时十分羞怯，就摘下芭蕉叶罩头。此后就演化为红伞罩头。据说，此举还有辟邪和防止打雷的功用。《中华民族风俗词典》

    “陪郎撑伞”是阿昌族娶亲时的重要形式。那天，新郎和送礼的一伙要到天黑才能进新娘家。当新郎进入堂屋时，就会有几个姑娘从廊檐两旁泼清水。所以，新郎事先就请了两个手脚麻利、动作敏捷的帮撑伞，对付从左右泼来的水。要是新郎被淋湿，泼水的姑娘就会用看不起的眼光投向新郎，如滴水不沾，意味新郎和陪郎占了上风而表露出欣然自得的神情。

    三、丧葬礼仪中的伞俗现象

   浙江杭州市郊“报丧”习俗中，伞是重要的道具。报丧人要拿一把伞，到了亲友家，将雨伞头朝下，柄朝上竖在堂前，主人一看便知是来报丧的。

宁波、绍兴一带的报丧人不论晴雨均要倒挟一把雨伞，俗称“倒挟报丧伞”。报丧者到达目的地后不能先进屋，须先将雨伞柄朝下放置于门外，以示凶信。

   台州一带还时兴“买水浴尸”，死者进棺前须先用圣水浴尸。子女和亲人三人披麻带孝，由长子撑破雨伞，擎香端碗或提水桶结队而行，到溪边或井旁，抛铜钱数枚，舀一碗水，谓向海龙王买圣水。普遍的习俗是“浴尸”。由一人撑伞，一人捧面盆，到溪边或井里去打水，叫“清水”。

   温州人死后，孝子戴之梁冠，披麻带孝，手持盛水用具，到河边，后随一人执伞遮盖，先投入一文钱，然后吸取河水，称之为“买水”，为死者沐身。

   绍兴一带盛行的“烧庙头纸”中，伞也是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届时孝子身穿素衣，另有一人为之撑伞并持银锭，一起哭赴土地庙行礼焚烧，意为死者注销了户籍。

  “五七追荐”在整个丧俗中最为重要，前一日晚，在门口设望乡台，用门板搭台，摆供桌椅，椅上披死者衣衫，上撑一把伞，认为到了“五七”，死者才知道自己已死，要回来探望亲友。

    吊丧：人死后，需给亲戚故友报丧。报丧者要倒挟雨伞，到亲友家时雨伞竖在廊檐下，先在门外喝杯茶，再进门报丧。《嘉善县志》（1994年）

    送终：病人临终，晚辈须集于床前，听取临终嘱咐，称之为“送     终。病人断气后，一面派人四出向亲友“报丧”，报丧者手拿纸伞，伞柄朝下。《金山县志》（1990年）    

    传说中有一个女人的鬼魂要过海到台湾去，但它自身没有这个能力，于是藏在一个商人的伞中渡过了海峡。$$分页$$

     四、民间庙会、节庆、娱乐中的伞

     椐江苏兴化72岁的徐开芝（1987年）口述，旧时庙会中的伞灯花样繁多，其中较为显目的是琉璃伞灯，顶上饰有琉璃珠，里面点蜡烛，白天晚上均可以用。伞面上绣有龙，下沿绣龙凤等图案。伞后是菩萨，每逢农历5月12城隍会、5月16都天会、5月20大龙王会、5月22小龙王会出会都能见到这种伞，由一个人用板条扛伞，这样可以减轻重量。后面还有人看护，防止伞突然倒伏。椐江苏兴化百货公司68岁的吴宏谋（1987年）口述，旧时行会菩萨架前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伞。有琉璃伞、布伞、竹伞，每种伞多少不等。

    《恨大脚恨小脚》是流传浙北地区的民间歌舞节目，其中以伞为主要道具，动作有举伞、转伞、平转伞等，采取了戏曲花旦传统的“十样景”表演身段程式。（中国民舞集成浙江卷）

    《跳蚤舞》流传于浙江舟山、定海一带，尤以定海、普陀为盛。舞蹈主要在丰收之年举行的赛神会，农历三月十五（东岳大帝生日）庙会时演出，普陀沈家门则在腊月二十祭灶时“跳蚤会”。（中国民舞集成浙江卷）

    《调判官》余姚市泗门镇“判会”中一小段独立的舞蹈。表现判官由鬼保长引路，去捉拿鬼魂时走在途中的情景。（中国民舞集成浙江卷）

     以上这些有关伞在民俗事象和民俗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仅局限在很小的调查范围。但就从这些现象看岀，伞，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实用器具，尽管很不起眼，但却具备了护佑、遮蔽、亲和等特性，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具，长期下来，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演化成具有象征意义的器具，出现在人们日常活动的各种场景之中。

    从伞习俗的流行到伞信仰崇拜

   人与伞的亲密接触，一方面使人对伞的亲和力产生了新的认识，使人对伞的功能产生了新的延伸，不光具有实用性，还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于是，许多民间的民俗活动频频出现伞的影子。，另一方面对伞产生了一种崇拜的心理，从民俗事象中的伞，通过无穷的想象逐步演变成一种精神的寄托。不少地方的人们用这种简单的生活器具，作为寄托某种精神需求的象征。

   伞在人们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与巫术、信仰联系起来。《祭龙》在身后的供桌上，摆置着煮熟的红蛋和鸡鸭。供桌旁还支有一把大伞。另有陪祭着9人，围之坐成一团，静默不动。（中国巫术，张紫晨）

     传说中，丧堂有魔鬼游荡，作祟于人（新丧堂尤其如此），因而参加着每人撑一把洋伞，遮在自己身上，目的是为了辟邪。所以参观丧堂作祭的时候，但见洋伞飘动，有如荷塘浮叶，甚为可观。（中国巫术，张紫晨）

     在贵州的苗侗族地区，伞在祭祀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古人认为太阳白天在南方（午位），晚上在北方（子位）。它每天周天行走一次，绕个大圆圈踩子午位的仪式，是古代祭祀太阳神的最初仪式。一开始即进行芦笙踩堂，每年大年初一举行的芦笙踩堂都要到萨坛烧香祭拜。

    伞和黄杨树是萨岁祭坛上主要道具。祭坛上放着一把竖立的伞，半张；伞口朝下，在伞的旁边栽有一棵黄杨树。伞象征太阳辐射，也具有庇荫万物的宗教涵义。

    同心树祭，先将成才的楠木或枫树连根挖起。移植于祖龙山梁上。，本氏族每家每户，在场地四周围成的圆圈里各竖一根木桩。届时，各户献出彩布一根，由巫师指导，将其一端栓于树干三分之一的地方，另一端栓在各家埋的木桩上，大树象征同心同族；木桩彩布象征分支，形似一把半开的彩布伞。在这把伞下，进行各种祭祀活动。

    侗族村寨之间的“威也”活动；祖母坛祭；这种仪式是古人对太阳运转的一种模仿。这种形式可以折射岀传统文化积淀的痕迹。

    萨坛的摆设各不相同，一般都有雨伞一把，拐杖一根，鞋子一对，并种上冬青等长青花树，象征萨神常住。《以上摘自苗侗文坛》

    1912年传入上海闵行地区的理教，在每年阴历十二月初八佛主成道日要举行盛大的理教岀会活动，在岀会的队伍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一顶巨大的“万命伞”，这顶伞高约一丈有余，伞面直径为四尺，人们少则及文钱，多则化几百文，就可以将自己的名字绣在伞上名字不愈万，只要最后有一个姓万的签名，就可称为“万命伞”。人们相信，通过这个举动，就能消灾避祸，将其视为族群的凝聚物。从含有“天神崇拜”因素的原型，由宇宙天体祖神的崇拜，演化成某一个社会团体的崇拜物。《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上海卷）》

    伞是一种有形的物质，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但围绕着伞所产生岀许多无形的风俗、崇拜、信仰。有些至今仍活化在现实生活中间，这些现象就应当归纳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研究，因为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这些现象已经越来越淡化，有的已经逐渐消亡。我们要从人类行为的视角，来探视这些现象存在的动因。

    笔者对伞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正值国家重点文化科研项目“十大民间文艺集成”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在上海市民间舞蹈调查中，闵行的一顶“万命伞”引起极大的兴趣，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起对“伞”的关注，促使我进一步去了解其深层次的文化本意。近二十年来，通过调查、收集资料，先后在《民间文化论坛》、《上海采风》等刊物上，就伞的文化内涵发表了一些就事论事的片言只语。当前，正值国家大力倡导强就和发掘之际，对一些资料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旨在想通过伞的研究，对留存于对我们身边不起眼的事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俗事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使这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研究工作，有着更为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2008年10月

明明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