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灾害后重振旗鼓

     1931年，武汉发生了水灾，店面背水淹没，不能营业。幸在1920年花去3千余元，购到原店址和左侧地皮一块，随即建成两层西式铺面一栋，花去建筑费1.1万多元。新店面落成后，继续开始营业。

     1933年时，我发现我弟启良在湘潭性鸠赌牌，影响业务，清查他的负欠达2000多元。我因手足关系，不便深责，只好一面结束作坊，一面在东乡卖去水田60亩，偿清债务。收束作坊的办法是：将所有作坊资产以廉价顶与李昌福承做，承顶条件是仿左云程的方式，签订包销合同，在生产质量上，要有50%的熟浸油伞（比生浸油伞稍微次一点）。成品廉价随时根据情况调整。这次损失共计3000元左右。

    1938年日寇侵入武汉前，经人介绍，一个姓祝的自愿负责留在汉口看守“苏恒泰”店，看守工资是500元，并在旧英租界智民里高价租得住房二间，供其居住，往来照顾。如此安排后，我全家即离开汉口。日寇进入武汉时，不料这位姓祝的看守人竟不顾而去。因此“苏恒泰”店内所有货物、原料、家具，背人搬运一空。后来经我亲戚刘作云函告，我乃设法来汗清查店内损失约5000余元。不得不谋求复业，可是交通运输不便，货源断绝，不得已只好筹措少数资金，雇了8个工人在店内自制销售，艰苦经营度过那8年抗战的岁月。

   1945年，抗战胜利，各业都在准备恢复，我就要弟媳鲍天白到湘潭再度组织作坊，我在汉口筹措资金。那时争执农民银行放押贷，我将汉口店面不动产契约借修建名义，抵借到一笔贷款，根据当时现银币计算，约有5000元（可是后来到期还款时，银行限于业务规条，损失只要自己默认），赶购原料，生下来的就是购买棉纱。因为那时正值“四大家族”投机倒把，操纵市场，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众相抢购物资。棉纱运回湘潭后，转手间又可赚进大批原料。总之抢着积存货品和原料，不敢储存货币。

    我充实了周转资金后，就想再进一步的把质量搞好。我认为丝棉包顶伞厚薄不匀，且没有经过纺织加工，还是不好。于是改用纺绸，克服了上述缺点。头发绳挽边，仍保不住伞边的折断和裂口，就改用拉力强的纯丝线。伞脑由含水易朽的松木改为坚结不含谁的株木。又在光油内渗入动物油，使油质保持润泽、柔软。质量在进一步改好后，营业上收获也大，年产销量不但恢复了10万把水平，而且供不应求。